三百六十五里路
一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因为工作关系，经常出差回国，穿梭在江南几个城市之间。白天在各种商务会议或者旅途上，日程非常紧密；晚间在酒席上或者歌厅、保龄球，貌似放松，其实也是人际交往与工作；只有午夜回到酒店房间到早晨这一段时间属于我自己，但基本上也是累得只能洗洗睡了，还时不时被暧昧的电话骚扰。我那时三十多岁，精力充沛、睡眠不多、没有时差、酒肉穿肠过，又有着易于适应环境的随遇而安精神，所以这种奔忙虽然不是我这种天性闲云野鹤能够接受的生活方式，却也留下一些令人况味的体验、一种对故国的了解。
那时候浦东机场还在图纸上，有好几次我从虹桥机场一走出来，就有一位面孔黝黑、瘦小精壮的小伙子非常热情地迎上来：“李先生，您好，一路上都好吧？”小牛师傅是一家有合作关系公司的司机，每次我去江北，都是他开一辆桑塔纳来接我。高速公路还没有建成，从上海到他所在的小城，不堵车都要开五六个小时，而国道只有一条车道，不堵车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在漫长的旅途上，我经常打盹，迷迷糊糊中感觉车忽然开得快起来，一睁眼发现车在国道的另一车道上逆行，不很远处一辆运货大卡车迎面而来。第一次遇到这种情景时，我马上惊醒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，但见小牛师傅在大卡车逼近时，一下就挤回原来的车道上。后来，我知道他年轻时在部队里当司机，开着大卡车行走在群山峻岭之间，驾驶技术自然不是一般的好。人对重复发生的情况佷容易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之后，不管小牛师傅怎么开车，我都可以在车上安然入睡。
那是江南经济开始起飞的年代，虽然交通尚在建设中，沿途城镇已经熙攘繁华，入夜人影憧憧，霓虹灯此起彼伏。车抵小城时，天色已黄昏，尹总照例率领一众人在公司门口迎接。他看上去总是略有倦色，也不是很健谈，然而见面次数多了以后，我发现他其实精力充沛、反应机敏。那几年我接触的几位企业家多半如此：穿着朴素、言语沉稳、厚重辛劳，都是一手创业的魅力型领导，在公司里一言九鼎。
尹总待客热情细致、礼数周到，他不抽烟、不喝酒，吃得也很少，但招待客人的时候，总是温和耐心地陪到最后。他的一个副手王总能言善饮，用喝水的杯子喝白酒，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王总的主要工作。小城晚上饭局后主要的娱乐就是唱歌，尹总不管在哪里，都花很多时间在电话上处理事情。有一次他忽然高兴，主动唱了一首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，竟然唱得很地道。那天晚上他告诉我，他年轻时曾经是县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主力队员。
我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就偶尔去卡拉OK，但是对中文歌曲却十分隔膜，到这时才开始补课。许多当时已经流布经年的歌曲，对我来说都是崭新。第一次听到那首十分大众的流行歌曲《三百六十五里路》时，歌厅里杯觥交错、人声喧哗。我却突然被沙哑的声音和几句歌词打动：
三百六十五里路啊
从故乡到异乡
二
在出差的旅途中，有时半夜在酒店醒来，不知身在何处，要复习一下才明白今夕何夕，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。有一次我半天才回过神来：原来是刚刚住进苏州竹辉饭店。凌晨一点半我下楼来，只有酒吧歌厅还在营业，里面没有客人，只有一个服务员在打盹。我要了一瓶啤酒、点了一首《涛声依旧》，这也是因为到了苏州：“月落乌啼，总是千年的风霜……”
从竹辉饭店去沧浪亭，走路一会儿就到。沧浪亭是苏州最古的园子，我第一次去还是“文革”后不久，园子有些荒芜，游人很少。那时我第一次知道“清风明月本无价”就出自这里，这句诗似乎一直符合我的价值观，尤其在一个几乎一切都有价码的时代。
1978年夏天我戴着草帽、墨镜，脖子上挂条毛巾，踏一双黑色塑料凉鞋，大书包里放些换洗衣服，短裤口袋里放了一百块钱，乘一天一夜火车去上海，住在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先生家里，然后从那里出游江南。此前我从未出门远游，独自行走的旅途自由而漫无目的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比如某一个晚上，在西湖畔走到夜深，岸边寂静无人，我坐望湖水，又不知过了多久。那种感觉几十年后回首，似乎构成了我的审美基调。
生命中某些时刻的重要性，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呈现。而且在西湖畔我已感到腰部隐隐痛痒，第二天就摸到一串硬包。开始我还以为是因为在杭州大学学生宿舍里借宿，蚊帐破了个洞，一夜被咬了几十个包所致。第二天腰就疼得不能动弹，我只有僵直地站着动身回上海，似乎谁也没有想到这症状是带状疱疹。当时在西湖畔想到什么我已不记得，写下的诗句也大半散佚，只记得当时让人刻骨铭心、龇牙咧嘴的痛感，由此也可见身体记忆的长久。
然而当我回首往事，会觉得那一夜我第一次接近生命不可言说的、孤独的本质，一切尽在黝黑的湖水中。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次江南行激发了我的游吟诗人之梦，第二年我坚决弃理从文，而且选择去学最不实用的历史。此后的若干次选择，也无一不是缺少实际考量。
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，我渐渐感受到，多少由于宗教影响力的匮乏，我们的世俗伦理社会大体上是以事功为判断基准，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事功追求，追求的过程本身却又往往是狂热的、集体无意识的。八十年代的追求多半是务虚的，所谓“十亿人民九亿侃”，终点仍然是事功，但经常听上去很夸张。务虚顿挫的结果，大约就是九十年代的务实，以一种全民狂欢式的致富追求席卷并且持久，热烈的欲望与愿望从来都是经济高速成长的原始动力。我的不少朋友就是那时海归的，他们目标明确、意志坚定，与时代如此契合，或者说他们就是时代的一个部分。当冷战结束，意识形态阵营硝烟不再；当尘埃落定，或真或假的理想主义撞在铁板上头破血流，聪明的人们嘴上不说，心里认识到成功与财富才是无论哪一个时代、不论在哪里都通用的价值所在。
我八十年代初留学，在海外度过青年时代。少年时充满对外部世界的向往，留学时不免“身在异乡为异客”的文化冲击与惘然，待到十余年后忽然回到国内四处游走，在久违的故国反而更多是羁旅的感觉。多数人到中年便知道或自认为知道想要什么，换而言之，断了别的念想、找到了方向，从此精进，一路向前，不再看周围的风景。我在生活中与道路上看上去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，熟悉我的朋友认为我越来越正常。不过我时不时会突然感觉到：每日的生活更多是习惯的延续，我依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、依然深感与外部世界的距离，这种感觉更多是一种注定的命运或性格。
不过我并没有因为内心茫然就感到焦虑，部分因为我从小就迷迷糊糊地我行我素，部分由于我一直觉得自己顺风顺水，感激命运的眷顾。尤其是当尹总自豪地带我参观他的新工厂时，我看到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孩坐在封闭式清洁厂房中，连续不停、单一重复地工作着。她们十个人的工作效率，顶得上一台价格十万美金的精密工作机。我心中不禁有些感慨，不过更令人感慨的是，小城上也有些下岗工人，补贴微不足道，在尹总公司工作是令人艳羡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厂里18岁的女工月薪差不多900块钱，而女工的父亲可能是每个月领100多块钱补贴的下岗工人，在街上练摊。
劳力密集型出口制造业是那时发展的脊柱，价格是硬道理。我陪老板在餐桌上和尹总艰难地交涉着价格，既体会到市场经济杠杆的作用，也重温了剩余价值理论。我读硕士的时候，导师大约考虑到我来自红色中国，特意开了一门精读《资本论》的小课。当他发现我除了《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》之外什么都没读过时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在课上，我对导师说劳动并不一定创造价值，很可能什么都不创造。说这话时，我想到的是那些去插队很多年的兄长，他们曾经在农村或农场劳动多年，未必创造过多少剩余价值，他们报酬低微而且支付了青春。
三
我们的个人记忆往往关联着一个时代，只是更多的时候自己难以觉察而已。那些最早写出真实感受，从而折射出时代的人，被称为先锋。食指（郭路生）就是“后革命”时期的先锋诗人，他的诗“文革”中在地下手抄传阅，并不广为人知，却穿越岁月，成为那几年留下来的极少可以称之为诗的作品。他最著名的诗是《相信未来》，不过在我看来，颇有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红色基因和当时的盲目相信，虽然据说江青曾经批判他的“相信未来”是“否定现在”。他打动我的一首，是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：
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，
一片手的海洋翻动；
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，
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。
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，
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。
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，
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食指描写的是几百万中学毕业生被上山下乡时，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，挤满了远行的少年与送行的父母亲人。汽笛长鸣，火车在巨大的抖动中缓缓出发，告别的喊声与哭声混响成一片。我曾经历过这样的送别，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小不懂得悲伤，在拥挤与喧嚣中，更多是恐惧。
那是1968年到1969年的北京，大多数家庭都分散流离：子女去插队，父母去“五七”干校。我家六口人，不到一年的功夫散落在四个地方。我去过好几次北京站，最后一次送走父亲和三哥回到家里，只剩下母亲和我两个人。我从小很少流泪，那天晚上在忽然变得空荡荡的家里痛哭。
空荡荡的日子没有过多久，长兄就从插队的地方偷偷跑了回来。他又黑又瘦，一米八几的个子像一根布满风霜的竹竿，整整快一年时间没有吃过肉，很少见到细粮。风声很紧，各个大院经常深更半夜查户口，私自跑回来的知青一旦被查获就给抓走。因此长兄回来，白天很少出门，也不敢呆很久，大多是吃几顿好饭就匆匆溜回去了，留下我久久回味东来顺的涮羊肉。小时候吃火锅或者烤鸭的记忆屈指可数，清晰难忘，再一次去东来顺是三四年以后，和长兄的几个同学一起。13岁的我脑袋巨大，身体瘦弱，但是和几个20多岁的青年一样，一气吃了一斤二两肉。
饥馑与匮乏，是那些年的过来人共同拥有的记忆，关于贫困的恐惧与对于财富的追求是成正比的。一个时期常常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反弹，一方面以理想与革命的名义曾经带来灾难，另一方面走向繁华与物质充裕的过程也会失落诗与远方。一个人一生经历的历史轮回其实有限，大多数情况下刻痕最深的是早年的经验。所谓成长是在社会环境中不断自我调节的过程，然而底色多半不会改变。
我16岁以前没上学，远离人群；我的家庭也很松散，而且物理上分在好几个地方。感谢上苍以一种偶然，让我无拘无束地长大。虽然有“文革”的记忆与烙印，但我毕竟只是一个旁观者；虽然一个时代的语言与其氛围、思维是互文的，但我不曾被潜移默化地植入一套现成的价值观与话语模式。这使我一方面不受规范，另一方面缺乏确定的方向感和集体认同感。我后来也曾经努力融入、适应社会规范，然而这种努力本身恰恰说明张力的存在。
四
为纪念出国留学35年，曾一起接受外语培训的同学们下个月聚会，重温当年情景。据说宿舍还在，涂上新漆，用做治安派出所办公室。当然门窗、墙壁和地板都不是原来的样子，那时是木板门、大白墙、水泥地。晚上11点熄灯以后，我经常坐在楼道里，在一盏昏黄的15度灯泡下读书。1948年版《查特拉斯图拉如是说》就是在这里读的。如今记得最清楚的，是一辈子没结过婚、对姐姐相当依赖的尼采在书中用长长的一段写他对女性的轻视：“女人是小牛……”
我年轻时颇有好为人师的宣讲愿望，唯一忠实的听众是一位室友，在三更半夜鼾声四起中听我滔滔不绝。他其实很有音乐才华，吹黑管、会指挥，却不到40岁就归道山，是同学中第一个走的。
1977年恢复高考，多少也恢复了一考定终身的传统。被选中留学，多少是一场彩票式的误会，我就这样似乎很幸运地进入了一条精英跑道，虽然那并不是我想要选择的道路，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后来的轨迹表明，我可能比较清楚不要什么、拒绝什么、坚守什么，阵发性地逸脱常轨、做出自我边缘化的选择。
世纪末的某一天，忽然接到室友的电话。他正在美国访问，刚刚被格林斯潘接见。多年不见，他还是那么热情地劝我回北京：“你不要再在美国浪费生命！”我笑而不答。
一个星期后，我坐在秦淮河畔独酌，风很温暖，带着江水潮湿的气息。那家店可以点表演，于是有一个两腮涂得鲜红的乡村姑娘，怯生生地唱了两只小曲子。或许是古旧的吧？而秦淮河的景象其实早已定格在古籍中。南方的11月阴雨连绵，第二天是一个灰濛濛的下午，我乘渡轮过长江，回望金陵在一片雨雾之间渐渐模糊。南京是一个最能让人感受到历史惆怅的城市。
云低雨疾渡长江
回望金陵水一方
几度笙歌终寂寂
卅年世事总茫茫
小桥不复惊鸿影
锦瑟依然明月窗
舞罢秦淮风曳柳
扬州梦里是他乡
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国出差，而是选择在芝加哥安静度日。我越来越走进古典音乐与文字之中，当你进入别的世界里，你就与现实保持了距离。也许是一种错觉，我仿佛又回到童年，成为这个世界的旁观者，我喜欢《铁皮鼓》也是其来有自吧。真切无误的是，镜中两鬓斑白，唱这首歌如今是再贴切不过：
三百六十五里路啊
从少年到白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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